论清朝初期尚阳堡流人文化
文/寇蔻 寇国付(辽宁·开原)
摘 要: 尚阳堡(今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偏远小城,现在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在清初却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流放监狱,很多人被流放至此。流人在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开展文学创作活动等,为尚阳堡的文化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尚阳堡这个荒芜之地产生了一种“流人文化”。在此通过对清史文献,人物传记,诗歌文集的查阅与整理以及对尚阳堡遗址的考古发现并借鉴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论述尚阳堡流人文化的形成,让更多人了解尚阳堡流人文化。尚阳堡流人文化也是东北流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其研究,可以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流人文化,也为我们研究东北流人文化做了更好的铺垫。
关键词: 清朝初期,尚阳堡,流人文化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在刑法制度上大多数是沿袭明朝的,在此基础上也有所改革。尤其是对流放刑罚的创新,使流放刑罚适用于很多一般犯人。作为清朝初期的几代帝王,顺治、康熙、雍正时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达到了一定程度,文字狱的次数达到了历朝最多,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也比较频繁,被流放的人的数量很多,其中很多人被流放到了尚阳堡。他们将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先进文化也带到了这里,流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个荒芜的小城,使它焕发了勃勃生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流人文化”。
流人和流人文化一直是人们比较感兴趣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都曾对流人和流人文化有所研究和关注,日本学者有高岩在《清代满洲流人考》一文中,论述了清代流放制度、清初流徙概况、清中叶以后的流徙概况、流人保卫边疆及促进边疆文化开发与产业开发的历史作用等。是关于清代流人研究的一篇文章。我国的谢国桢先生的《清初东北流人考》,是这一时期流人研究比较好的著作。书中主要论述了清代流刑种类、东北戍所与流放原因等,以及流人的历史作用,是一本研究流人比较全面的著作。对流人研究卓有成效的李兴盛先生著的《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对有关中国流人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体系。而专门针对尚阳堡流人文化的研究,目前并不太多,卢骅先生写的《试论尚阳堡文化》一文中对尚阳堡文化进行了论述与解释,其中就肯定了尚阳堡文化是以流人文化为代表的,流人在此开展文学艺术创作,编撰地方志书,兴办教育事业,传播了先进的文化,为尚阳堡的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篇文章全面的论述了尚阳堡文化的形成与其精神。
国内外学者对流人和流人文化有很多研究,也有对一些具体流放地流人文化的研究,如对宁古塔文化的研究就有很多,但是对尚阳堡文化的研究却是十分少的。因此,在借鉴与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本文对尚阳堡流人文化进行阐述与分析。
一、时代背景
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国家,在中原地区这个汉族人民广泛居住的地区,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十分不安,因此是极具缺乏安全感的。他们希望可以完全控制汉族百姓,让他们服从其统治,采取“以汉治汉”的策略,大量任用汉族官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满族势力很快在中原站稳脚跟,成功实现了对一个拥有众多人口、悠久历史文化民族的统治。而作为以前一直生活在偏远东北地区的满族,其文化必然落后于汉族文化,因此,在其觉得自己的民族很优越的同时,又不得不学习汉文化以及中原汉族先进的技术、制度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巩固其统治地位。
历朝历代王权的更迭都会产生叛乱,而清朝出现的“反清复明”势力,对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清朝的统治者对“反清复明”等反叛势力采取严厉打击政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同时清朝统治者也采用文化高压政策,控制禁锢人们的思想,导致文人以及史学学者们不敢有所作为。大兴“文字狱”导致了很多冤假错案,清朝初期的“文字狱”案件达到了历朝最多,如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二、清初流人产生的原因
清初流人是在流放制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清代的流放刑罚用的很普遍,遭受流放的人也很多,数量也超过了历朝历代。清代流放主要针对一般刑犯,这一部分数量极大,也有所谓名人因罪遭流的,数量虽然不多,从顺治到宣统年间也不下300人。
在清代的流放以流刑为正刑,新增的各类其他流放刑罚则称为闰刑,除此之外还有附加刑和替代刑。清代流刑处于死、徒之间,即“罪莫重于死,死罪之即为流”,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并规定三流并杖一百,到配择责。清代的流放闰刑按照惩治程度的从轻到重依次为迁徙、充军、发遣和其他刑。清代流放刑罚的附加刑包括刺字、杖刑、徒刑、追赃和追赔埋葬银等。流放刑罚的替代刑主要有枷号和赎刑。清朝的流放制度是在明代《大明律》的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也是根据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与其封建制度的发展情况制定的。因此,可以说清朝的流放刑罚是十分复杂、丰富的,因此,流人在这一时期的数量是最多的。
这一时期的流人产生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两方面:
一是文化方面,因文字狱、科场案而获罪者。
(1)顺治帝时期,诗僧函可“值国再变,亲见诸死事臣,纪为私史。城逻发焉,傅律殊死,奉旨宥盛京”。可知诗僧函可是因撰写明朝为国捐躯诸臣事迹而被谪戍盛京的。此外还有清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等,都使一大批文人遭到了迫害。
(2)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廷在北京举行科举考试“中试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试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结果被查出,李振邺等7人被斩首,陆庆曾、孙旸、张恂、 张天植、 张绣虎等人及其家属于同年被流放到尚阳堡,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丁酉北闱科场案。同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丁酉南闱科场案,在这次南闱科场案中,正主考官方犹和副主考官钱开宗皆因“纳贿作弊”而被斩首,涉嫌举人吴兆骞、方章钺等人翌年被流放到黑龙江的宁古塔。
二是政治方面,主要有因劝谏皇帝不力者、在政治斗争失败者、违反法律者等而获罪者。据史料记载如下:
(1)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谏阻顺治帝派内监往江南点选秀女,朝廷以其“肆诬沽直,下刑部杖赎,流尚阳堡,寻卒戍所”。可知季开生是因谏阻顺治帝点选秀女而被谪戍盛京的。
(2)各种类型的农民运动,失败后其参与者及其家属大多被流放新疆。
(3)湖广道御史郝浴弹劾吴三桂在解保宁围时“拥兵观望”,吴三桂反奏郝浴在“保宁奏捷疏有‘亲昌矢石’语,指为冒功。”最终郝浴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先被流放到沈阳,后转到铁岭。还有康熙后期储位之争、雍正年间年羹尧、隆科多等案。
(4)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就有明确规定:“衙役犯赃,流徙尚阳堡。”翌年,巡按御史刘嗣美以“坐赃致罪”,被流放到尚阳堡。
(5)江南巡按卫正元因“海贼入犯时、理应前进、保守江宁。乃由太平退回凤阳。”于康熙元年(1662年)被流放尚阳堡。
(6)清初满族贵族通过战争掠夺大量农奴,这些农奴往往借机逃亡。兵科给事中李裀认为惩办逃人的逃人法过重,向朝廷建议修改,结果郑亲王济尔哈朗奏其:“擅将人定例、 妄请轻减”。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被流放到尚阳堡。
(7)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将“逆藩家口充发关东者,络绎而来,数年始尽。”可知流放至关东的三藩官兵及其家眷,为集中遣送数,量最多。
从上述所列举的清代流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有很多比较细小的原因,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触犯了“律法”,有的是因为真正的触犯了法律,也有的并不是真正的犯法,却因为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被冠以罪人的帽子,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被流放的尚阳堡的人,大多数是属于后者,往往更多是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三、古今“尚阳堡”
尚阳堡也作上阳堡,今位于辽宁省开原市东四十里,在今清河区境内,清河原来是开原的一个镇,后来铁岭建市改区。在1958年,政府为了给后人造福,修建水库,将居民迁走,尚阳堡成为“淹没区”,尚阳堡所有的遗迹也随着水库工程的进展而逐渐没于水底。
2012年7月9日,沉睡在清河水库下54年的尚阳堡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中悄然浮出水面重现。尚阳堡遗址就这样在人们的眼前,并出土了一些器物,铁岭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对遗址进行了勘测,对尚阳堡的具体位置,型制等都有了了解。在工程施工结束后,尚阳堡又将沉入水底。
尚阳堡在清朝成为流放地,有其战略意义。据《满语大辞典》中的解释为“今辽宁省开原市尚家堡。旧名靖安堡,明代在其临境设置墩台21座。为明开原城所属城堡防卫据点。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攻明抚降之,隶镶黄旗辖境。清入关后系开原城驻防分汛地。隶开原城守尉旗界。随着八旗兵民迁入,渐成满汉杂居之地。”这里对尚阳堡的来源做了解释。
尚阳堡作为正式的流放监狱,在史料中也有记载。据《清圣祖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盛京总管吴库立、侍郎费齐等人曾经上疏朝廷说:“积年流徙人,除在铁岭系佐领刘国彪所辖不议外,在尚阳堡者应设佐领一员。在卫元堡者,与开元相近,应设佐领一员,驻扎卫元堡兼管。在抚顺者,应设佐领一员,连盛京兼管。此编过佐领下短少者、应将以后流徙人补给。”可见尚阳堡当时有官员管理流人,是一个正式的流放监狱。
四、尚阳堡流人的生活
尚阳堡位于东北地区这里的冬季寒冷漫长,而且在当时此地并未得到开发还属于不毛之地,会有一些危险的野生动物,其自然条件的恶劣可想而知。而被流放至此的人,依照清律还要在流放地服满三年拘役后,还要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因此对流人来说在这里生活要面对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要服大量的劳役,二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被流放此处的流人要靠自己在这里生产生活,对于一些官员文人而言,他们要学会自力更生,需要付出很多辛苦劳动,才能勉强度日,有时候还可能受到当地官员的剥削压迫。
而很多流人们在服满拘役后,会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境地,有的会被送给满族官员当奴隶,有的会充当壮丁、水手等。而在生活条件上更是艰苦,大雪、严寒、贫困等等都在考验着流人的生存能力。在一些尚阳堡流人的诗作中都有描写,如铁岭银冈书院的建立者郝浴的诗《屋漏》中写有“大荒风雨色,容易到人前。平沙没云影,大雪落金钱……重金求一舍,瓦裂鸟鼠穿。时维六七月,中夜风雨缠。”“大荒”“平沙”分别是指“东北地区”和“东北平原”,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悲惨与凄凉,作为一个曾经为官衣食无忧的人,现在却是温饱难以维持,郝浴没有因此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而是积极乐观的生活,这也是大多数流人的写照。
在自然与政治这两种压力下,流人们没有退缩妥协,颓废度日,而是苦中作乐,著书立说,兴办教育事业,成立诗社等,丰富了其精神世界而是更加磨砺了其意志力,在逆境中奋发向上,有所作为,更想建功立业。而且不忘国家安危,忧国家之忧,乐人民之乐。可见尚阳堡流人具有艰苦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精神、民族忧患意识等,也是流人所共有的精神特点。
五、尚阳堡流人文化
流人文化是指流人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流人文化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流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流人文化就是精神文化。而尚阳堡流人文化也是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部分,物质文化就是指此地的流人所创造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文化产物,精神文化则是指流人的精神特点。
清代杨宾在其所著《柳边纪略》中记述:“尚阳堡在开原县东四十里。安置罪人。始于天聪七年八月。后以为例。自顺治末改发宁古塔。康熙初年又增船厂、黑龙江、席北、白登纳。即有仍照旧例发尚阳堡者。亦止居于奉天府城而阳堡为墟矣。”可见尚阳堡是清朝第一个流放地,后来随着流放地的增多了而逐渐被废除。在清朝初期可以说尚阳堡是最大的流放地,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如张玉光等人著的《清代东北史》中,就记载了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 年)的25年间,由刑部和督捕衙门发往尚阳堡的流放人员(男子)就有3315人,不算因其受连累而被流放的亲人,可见这一时期很多人被流放到了尚阳堡。其中有很多才华横溢的文人与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很高学历和渊博学识的名流学士,甚至是国内一流学者。如明代著名文人、文渊阁大学生陈循,翰林刘济,监察御史卢琼等;清代进士左懋泰、郝浴、张天植、季开生、戴亨、罗继谟、张逵等,均为尚阳堡和铁岭流放人员他们通过设馆授徒,编撰志书,组建诗社等将先进的文化播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流放人员中还有很多官员,如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丁酉顺天乡试“科场案”中的李振邺、王树德、张天植、张恂等人。“李振邺??具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第二年又对案犯王树德、张天植、张恂给予“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余依议发落”。还有谢国桢《清初东北流人考》所附年表中记载:
顺治十一年(1654年),李裀论严治逃人之弊,免官,安置尚阳堡。
顺治十二年(1655年),季开生上疏极谏买江南女子入宫,下刑部狱,杖赎流徙尚阳堡。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南北闱科场案发,河南主考黄沁、丁鹏等落职,俱著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顺治十五年(1658年),方拱乾以顺治丁酉科场案流徙宁古塔。陈之遴坐贿结内侍吴良辅,夺官流徙尚阳堡。
尚阳堡的流人与盛京(奉天)、铁岭等地的流人一起进行传播文化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兴办教育事业,教书育人,设馆授徒。郝浴在清初十分享有盛誉的官员,在他被流放到铁岭时,因受其个人魅力以及学识的感召和影响下,有大批有文化的流人及流人后裔,都从他们所在的流放地先后聚集在此。他们共同出资,为发展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其中这些流人中到现在还可以查证到主要有左玮生、左昕生、左昭生、左晓生、左昀生、罗继谟、邢为枢、戴遵先、戴巡先、戴盛先、戴文绪、董国祥、徐元弼等人。 在这些流人的帮助与其共同的努力下 ,成立了一个书斋也就是后来银冈书院的前身。“居室之旁结茆三间 ,圆户亮 ,颜之以丹。后植山果十余本 ,筑台于中 ,略有园林之致。”郝浴亲手题写了一块匾额“致知格物之堂”。到后来铁岭兴办教育 ,该地也就成为铁岭县主管教育的机关——劝学所的所在地 ,并在银冈书院成立了师范学堂。郝浴在这里树立了最早的“师范”,郝浴父子一直是“德泽在民 ,书院重兴”的功臣。因此,也一直被铁岭地区的人们所敬仰和爱戴,虽然已是年代久远,但是这段历史却一直被人们铭记。
据记载, 曾“谪戍辽东铁岭, 寓居锦州”的黄正色( 江苏无锡人) ,就曾“日以课子为业,辽右乡土,咸事师之,子学海登壬戌进士第”。陈梦雷在被流放盛京期间“诸公卿子弟执经文字者接踵”,也曾设馆授徒。此外还有很多流人都曾在流放地或谪居地设馆授徒, 倡办教育,如清代尚阳堡流放人员季开生、蔡础、潘震雷、郝浴等人。这些流人都为普及传承文化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东北地区培育了一批文人和学者。
二是著书立说,主持编撰地方志书。 康熙十六年( 公元1677年),由尚阳堡流人董国祥主持编纂的东北第一部县志——《铁岭县志》出版。随父左懋泰流放尚阳堡和铁岭的左玮生、左昕生,以及流人孙缏、罗继谟、邢为枢等,也曾协助董国祥完成这部县志。被流放到盛京的清初著名学者陈梦雷,在流放期间主持修纂《盛京通志》,并指导各县修志。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由陈梦雷主持编纂的。
三是组建诗社,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学术研究为后人研究流人文化以及诗文做了很大的贡献。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被流放到铁岭的诗僧函可倡导组建的“冰天诗社”成立。盛京、铁岭与尚阳堡的流人聚在诗社。他们有集体创作诗作,也有自己单独创作诗作,将他们的在东北地区的见闻以及其流放生活,用其生动的文字记录在其诗集和文集中。才会使处于现代社会的我们还可以通过文字去感知那个时代,也为学者研究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当时的诗文集主要有陈之遴著的《浮云集》12卷,函可著的《千山诗集》20卷,《千山剩人禅师语录》6卷,徐灿著的《拙政园诗集》2卷、《拙政园诗余》3卷,李呈祥著的《东村集》10卷,陈梦雷著的《闲止堂集钞》2卷、《松鹤山房文集》20卷、《松鹤山房诗集》9卷及《周易浅述》8卷,顾永年著的《梅东草堂诗集》9卷,戴梓著的《耕烟草堂诗钞》4卷,这些流人的诗作对研究流放地的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大都已经失传。
尚阳堡流人与其周围地区的流人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用各种文学创作来丰富精神生活,来填补其内心的空虚与寂寥。将其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做学问上,使其可以能随遇而安的在流放地生活,并将流放地当作是“第二故乡”,为其奉献着自己毕生的精力。尚阳堡流人在这里传播着各种先进的文化,使其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也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尚阳堡流人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尚阳堡流人文化虽然是流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也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引起研究流人以及流人文化的学者们的重视。但尚阳堡流人文化作为辽宁省一个起源较早的文化,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辽宁文化的前身。对于一个省的文化根源的研究对于其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了解其文化的历史的发展演变,才能更好的发扬传承其文化,“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才能使这个省的各个方面都有更好的发展。因此对尚阳堡流人文化的研究对于了解和发展辽宁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2005年,清河区委、区政府就着手挖掘、抢救、整理尚阳堡流人文化工程,与辽宁社会科学院,邀请省内专家学者成功举办“中国铁岭·清河首届尚阳堡流人文化论坛”,此后逐渐出版了《尚阳堡春秋》、《尚阳堡流人》、《尚阳堡民间故事》、《尚阳堡流人文化资料汇编》等书,使人们了解尚阳堡这个文化底蕴丰富的地方,尚阳堡的流放史引起了辽宁学者们的广泛注意。
从研究流人与流人文化的方面来看,尚阳堡流人文化也将是学者们逐渐重视的一个方向。虽然尚阳堡流人文化不如宁古塔流人文化那么著名,但是其作为清朝初期第一个流放地,第一个流人文化的产生地,其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流人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具体的、全面的研究范围,尚阳堡流人文化可以作为其重要的补充部分,和另一种角度的研究。
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面对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尤其在文化方面,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应该注重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流人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见证了我国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尚阳堡流人文化作为流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该被了解,被予以重视。
六、总结
在清朝初期,流放刑罚被普遍使用,以及统治者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加强思想控制等背景下,大量犯人被流放到东北地区,其中尚阳堡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流放监狱。大量流人的到来,使尚阳堡这个“荒芜”之地,开始呈现勃勃生机,流人以各种形式进行文化传播活动,这里成为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南方文化的交流地,各种文化的碰撞融合出现了一种“流人文化”。尚阳堡流人文化是东北流人文化中较早产生的,虽然尚阳堡作为流放地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虽如星星之火,却以燎原之势,将流人文化传播到了东北地区。随着流放地的开辟,这个曾经作为清朝初期最大的流放地,慢慢被人遗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于研究辽宁文化和东北流人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尚阳堡流人文化与辽宁文化的关系也在研究中,虽然尚未得出结论,但可以从其历史发展中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尚阳堡流人文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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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寇国付,自由职业,公益人。做过乡镇广播站编辑,报社记者,现为开原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
寇蔻,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现为吉林省白山市第十九中学高中历史老师,(寇国付之女)。

责任编辑:
开原市历史学会会长、开原市政协委员、六十集《口述历史》总导演、【开原古城网】、【开原历史学会网】总编辑王义(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