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破碎的难忘岁月
梁鸿举 口述 张林成 整理
1918年，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今双城市）西南裕街。1929年父母相继病故，从此我与哥哥、姐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驻防在辽宁北部与吉林境内的东北军部分军队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沿中长路陆续北撤。这个时期各地的土匪活动比较猖獗，由于双城地处交通要道，在此流窜的散兵游勇众多，社会上到处兵荒马乱。1932年春天，日军越过松花江逐渐侵占北满。此时驻防在哈尔滨的东北军22旅广大爱国官兵和部分小股抗日义勇军开赴到三岔河一线构筑阵地工事、进行布防，与北进的日军展开了极其残酷的阻击战。为了声援和支持前线的抗战，各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我们双城在这个时候也来了一部分青年学生，这些爱国的学生在游行中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坚决抗战”等鼓舞人心的战斗口号！在双城火车站广场，我亲眼看见一位女学生声泪俱下地向过往行人控诉日军的暴行：“同胞们，我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到处奸淫烧杀，我们的大好河山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我们的骨肉同胞被蹂躏在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我们的姐妹不再被奸淫，为了我们的骨肉同胞不再被屠杀，为了我们的财富不再被掠夺，为了我们的家园不再被侵占，我们一定要拿起武器，狠狠地打击那些日本强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要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中华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这位女学生的控诉和讲说使过往行人无不为之动容落泪。在这些爱国学生吹响抗战的声声号角中……我开始认识、理解了祖国与民族的深刻内涵，也由此萌发了爱国思想。这年5月初，我和家乡的几百名爱国青年跟随一支支前担架队从双城步行120里来到三岔河，参加了东北军22旅的部队。我们这些新兵有农民、失业工人和青年学生，大家当兵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抗战目标。那时候我刚满14岁，还没有三八步枪高呢，在22旅招兵处，一位军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小年纪就知道爱国，好！有志气！”
我们入伍的新兵在三岔河城北进行了几天的射击和投弹训练后，就与老兵混编在一起开赴前沿阵地参加了战斗，我被编制在22旅66团2营4连3排。第一次上战场，我一点恐惧的感觉也没有，看见日本兵，我举起三八步枪就要射击，一位身旁的老兵阻止我说：“小兄弟，要节省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开枪。”那时候我们部队的重武器很少，火炮更缺乏，为了阻击日军坦克和装甲车的进攻，我们在阵地的前沿铺上裹着沥青的棉麻，用它缠住日军坦克与装甲车的履带，便于我们攻击，这个办法的效果确实很好。后期我们所用的沥青和棉麻没有了，士兵们就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向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进行轰炸。由于日军不断向北增兵，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残酷……22旅的官兵多数都是黑龙江省人，守土有责，为了策应马占山将军在西线嫩江江桥组织的防御阻击战，部队打的非常顽强、艰苦，官兵的伤亡在不断地增加。在三岔河阻击战中，我第一次认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了保障部队的后勤供给，哈尔滨各界爱国人士与青年学生组织的支前队伍和附近的老百姓都主动为部队运送弹药、给养并及时撤走伤员，否则22旅不可能在三岔河防线坚守近3个月之久。六月初，日军在西线突破了嫩江防线。这个时候，我们的弹药越来越缺乏，且孤军作战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22旅的杨旅长忍痛做出决定：命令部队放弃阵地北撤。在撤离阵地的时候，我所在3排的周排长扑通一声跪在了阵地的黑土地上放声大哭，他一边哭一边说：“东北的父老乡亲，我们没有为你们守住国土，我们有罪呀！”在场的官兵们都流下了滚滚热泪！
1932年冬天，22旅边战边撤到了哈尔滨北面的绥化。这个时候，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将军领导的几路抗日义勇军在中东路的扎兰屯与日军作了最后一次大战，主力损失殆尽，余部从满洲里撤到了原苏联境内。至此，东北各路义勇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的防御阻击战基本结束。
1933年初，22旅在绥化进行了精简整编，整编后全旅在建制上仅保留了两个小团，每个连的官兵都已不足百人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这些勇敢的官兵便一直与日寇周旋，只可惜有消耗无补充，后援不继。“东北易帜”后，东北军在行政建制上已经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准东北军向日军抵抗，还停发了留守在东北部队的军饷，致使部队的生存陷入了极大的困境。1933年春天，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全境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不宜集中进行正规战和阵地战，为避开敌人的锋芒，全旅采取了化整为零、统一协调、相机配合、以连为单位进行分散游击的作战方式。我所在的连队开往阿城、玉泉、苇河一带活动，此时全连的官兵只剩下了80多人。我们连长叫王乐升，山东青岛人，他原是青岛纱厂的工人，1925年因为组织工人罢工，被北洋政府通缉，在“五卅惨案”时流亡到哈尔滨，从此参加了东北军。王连长身材魁梧，满脸的络腮胡子，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位旧式军队的军官有着很鲜明的民族爱国意识，作战非常勇敢。副连长姓张，是黑龙江北安人，也是一位积极抗战的爱国军人。1933年，在北满领地，较大的乡村地区还基本掌握在抗日义勇军的控制之下，这种敌我形势为部队的游击活动提供了回旋余地。虽然一个连队的战斗力有些单薄，但官兵们作战都非常勇敢，而且我们人地两熟、情报灵通，我们就利用这些有利因素，经常主动出击，向小股日军和伪满汉奸、警察进行出其不意地袭击和围歼。为了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我们就采取以战养战的措施，用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进行补充。在游击作战中，我们虽然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但是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与支持，北满地区的老百姓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都主动为我们提供给养、住宿，有的还帮助我们收养伤员。连长王乐升经常对我们说：“弟兄们，我们只有坚持战斗，狠狠地打击日寇，才能对得住老百姓的一片心那！”
1933年底，我们连队与上级指挥机关和其它连队逐渐失去了联系。1934年初，日军在北满的农村地区开始建立傀儡伪政权，为了断绝抗日队伍与老百姓的联系，他们还到处强迫老百姓进行归屯并户，实行所谓的集中强化治安。敌人的这些措施极大地威胁和孤立着抗日队伍的发展与生存，使部队陷入了越来越艰苦的困境。日军还在伪军、汉奸、警察的协助下，经常进山讨伐围剿。为了打击和突破敌人的封锁，我们利用北满地广林深的地利条件，经常进行较长距离的战术转移。到1934年秋天，我们连队的足迹遍及了阿城、绥化、铁力、苏兰、木兰、呼兰、珠河、三肇等北满地区。在战斗转移的途中，几乎处处都有日军洗劫后留下的暴行罪证：在呼兰县的一个山沟里，我们看见在几座只剩下了残垣断壁的农家院落里，二十几个老百姓都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了，有几个年青的妇女裤子被扒掉了，她们的肚子上遍布刺刀留下的刀口，肠子都流了出来。官兵们在掩埋这些同胞尸体的时候，眼睛里都喷射着仇恨的怒火！北满大地、尸骸枕藉、哭声凄惨、一派劫难……！
1934年9月下旬，部队转移到小兴安岭边的克山县，由于对敌斗争的形势不断恶化，官兵们缺吃少穿，在没有给养的时候，我们只有依靠打猎为生，过着茹毛饮血一样地生活。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有些人坚持不住了，离开了队伍，我们到达克山县的时候，全连只剩下了50多人。北满地区的天气非常寒冷，入秋以后，夜晚的气温都在零度以下，冬天的气温常常降低到零下40多度。为了越冬，王连长和张副连长决定带上队伍进入山里建一处密营。我们联系上当地一位好心的老猎人，老人帮助我们在小兴安岭的林区里找到一处天然的洞穴。这个洞穴的地点非常隐蔽，距离山下的居民村镇有一百多里远，洞穴的入口很小，但里面却很宽敞，足足容下了我们全连的几十个人。我们在洞穴里面铺上厚厚的干草和树叶，夜晚睡觉的时候，用草捆子严实地堵住洞口。帮助我们建立密营的老猎人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山下的敌伪情况，与老人道别的时候，王连长感动的都落泪了！为了解决越冬的给养，部队下山在几个汉奸大户的家里抢了几次粮食，还带回了一些冻肉、咸菜和食盐。腊月年关的时候，经过侦察准备，我们全连出动，趁着夜晚的掩护，一举端掉了山下一个镇子里的伪警察分署，击毙了一个日本指导官、一个伪署长和十多个伪警察，缴获两把驳壳枪、一挺歪把子机枪和十多枝三八步枪以及两千多发子弹，官兵们还把敌人准备过年的细粮和年货都带了回来。战斗结束后，飘飞的大雪正好盖住了我们回山的脚印。在回山的路上，我们趟着齐膝深的积雪，路还多数是上坡，由于雪地又松又滑，我们走一步、退半步，我用麻袋背了两个猪头和一大块猪肉，把我累的气喘吁吁的，但由于我们打了胜仗，心里特别高兴，好像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休息的时候，张副连长逗我说：“小梁子真馋、专往肉上盯，”他的说趣引起了大伙哈哈大笑……！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全连官兵的精神士气！
1935年春天，我们连队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外界的消息也完全闭塞了。为了了解山外的斗争形势和寻找其它的抗日队伍，连部派出了张副连长和另外一名侦察员，远距离潜入到东北腹地了解外界的情况，以便于我们寻找其它的抗日途径。5月份春耕种地的时候，张副连长与跟随的侦察员经过3个多月的旅途奔波，一起回到了密营驻地，也带回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据张副连长说：“目前在吉林省东部山区的通化、临江、浑江、蒙江、柳河一带活跃着一支较大的抗日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领头的人叫杨靖宇。”当时，我们对共产党知悉甚少，在讨论部队应该何去何从的时候，连长王乐升对我们大家说：“弟兄们，我们虽然对共产党还不完全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打击日军，只要是抗日的队伍，就一定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孤立无援，在对敌斗争难以开展的情况下，我们投奔共产党，和杨靖宇领导的队伍一起抗日去！”在研究部队应该怎样转移时，张副连长说：“我们再等两个月，那时候庄稼已经长起来了，有利于隐蔽行军，部队转移时我们直插三岔河，顺松花江逆流而上，就可以到达吉林省东部山区了。”
1935年7月中旬，我们这支原东北军22旅的一个连队，共50多人，离开小兴安岭林区的密营，走上了投奔共产党、寻找杨靖宇抗日部队的长途转移……8月初的一个夜晚，部队绕过了吉林市城郊。第二天早晨，在松花江西岸的一片树林子里，行进的队伍突然与一股日军迎头遭遇，战斗瞬间打响了，这个地点距离吉林市区不到十几里地，密集的枪声很快就引来了市区里敌人的增援，我们在抢占的一块高地上依托树木的掩护，接连打退了日军的几次冲锋，我们组织的几次突围也被日军的火力顶住了。战至上午，日军对我们形成的包围圈在不断地缩小，我们全连共有5挺歪把子机枪，因为是长途转移，弹药准备的也比较充足，连长王乐升和周排长都亲自端着机枪向日军猛烈地扫射，打的日军一排排地倒下……给敌人以较大的杀伤，但由于日军人多、火力强，我们的伤亡也在持续增加，战斗异常激烈……中午的时候，王连长、张副连长、周排长和全连的官兵大多都牺牲了。我在混战中钻进了江边的柳条丛中，躲过了日军的搜捕……
与部队失散后，我想回家，但我又担心一旦我身份暴露，哥哥和姐姐就会受到抗属的牵连。这个时候，我真正到了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地步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开始了流浪、乞讨……1935年冬天，我流浪到内蒙古博克图时，被日军宪兵和伪满警察抓到了铁路货场的劳工队，在劳工队里，我们劳工在日军机枪、刺刀、狼狗、皮鞭的监视下，没日没夜地装运着木材、大豆、小麦、矿石、土特产等物资，吃的是谷糠、橡子面、碎米混合的窝头、咸菜疙瘩。日军还把患病不能劳动的劳工扔到汽车上拉走进行残忍地杀害，我们劳工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肆虐的摧残，劳工队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被日军掠夺的无法计算的巨额财富上，沾满了中国劳工的斑斑血泪……！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中蒙苏边境线上向盘据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进攻……10日，看守劳工的日军宪兵、工头和伪满警察都不见了，我们劳工队自行解散12日，从海拉尔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西线的日军顺着博克图的铁路和公路开始溃败后撤。13日上午，苏军的先头部队开进了博克图，在火车站广场，一位苏军翻译询问了我的身份，让我为他们的装甲部队带路，就这样，我高兴地坐上了一辆T—34重型坦克。16日，苏军占领了齐齐哈尔。18日，当苏军的先头部队攻击到安达（今大庆市）的时候，惨败的日本关东军已经全部停止抵抗，向苏军缴械投降，也就从这一天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枪炮声完全停止。20日，苏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开进哈尔滨。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我看见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人们喜气洋洋像过年一样。是呀！倍受屈辱、任人宰割的14年亡国奴的血泪与苦难终于结束了！这个时候，中共满洲省委和周保中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总部已经在哈尔滨挂牌办公。21日，我归心似箭、快步如飞地赶回了双城，当我迈进已经离开了整整13年的家里时，哥哥和姐姐仿佛大梦初醒，我们抱在一起痛哭失声……！与哥哥、姐姐团聚后，我只在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匆忙地赶回了哈尔滨。8月25日，我在哈尔滨道里区一面街东北军政大学招生处报名参军。几天后，苏军的汽车把我们新参军的学员送往军政大学的校址——绥化。路上，我禁不住心潮澎湃……14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当祖国的白山黑水笼罩着黑暗与屠杀的时候，当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多少热血沸腾的英雄儿女揭竿而起、奋勇杀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中，又有多少烈士的鲜血洒在了为国捐躯的疆场上。此时，我想起了在那涛涛林海、茫茫雪原的北满大地上，我们爬冰卧雪、风餐露宿、与凶残的日本强盗进行的惨烈厮杀；想起了一个个在我身旁倒下的烈士们：王乐升连长、张副连长、周排长和那些与我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共同战斗的战友们，他们要是还活着，看见这胜利的曙光、该有多好哇！
在东北军政大学，我被编制在工兵科学员队，从事工程兵特种战术学习，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200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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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林成，满族，一九六三年生，籍贯，辽宁省开原市靠山镇郭家沟村，出身农民，小学学历，历经自学。学术职务系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九一八战争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辽宁省历史学会铁岭市分会常务理事、铁岭市作家协会会员、开原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现从事影视艺术创作与“东北绿林”特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开原市历史学会会长、开原市政协委员、六十集《口述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总导演、【开原古城网】、【开原历史学会网】总编辑 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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