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文明与“红山古国”和“燕亳方国”的文化反思

——浅论辽河文明在中华早期文明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文/王绵厚（辽宁·沈阳）

摘要:辽西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方国）时期，辽河文明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红山古国文明” 在中国北方文明起源中具有先导性的文化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相当夏商和西同初期，但不是先商之源，而是北方多元中心的先秦“燕亳方国”文化。辽河文明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总体格局中的一元。

关键词:辽河文明 红山古国 燕亳方国

辽河文明在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构成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五帝时代的“红山古国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先导意义

上辽河流域以红山文化代表的“古国”文明的概念，确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文明发展三部曲的论断。其中关于“古国”文明的概念，原书表述为，以红山文化代表的“古国文明”，说明了西辽河流域“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经过近40年来以西辽河和大凌河为中心、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学术界迄今已基本公认：这一“古国文明”，在中国北方文明起源中具有先导性的文化意义。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1、大型带有礼制建筑性质的“积石冢群”及其埋葬礼俗。

由于迄今为止红山文化聚落址发现较少，所以冢、庙、坛向来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重点。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积石冢，更具有三个与一般史前氏族部落墓葬不同的特点：

其一，从牛河梁等地已发现的十余处积石冢看，其显著的结构特征是墓上封土后积石，其结构一般为三层由外向内层层叠起积石，平面有方形、圆形、前方后圆形等。在石冢界墙内，多竖置有成排的专门烧制的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之一——泥质红陶外带黑、白彩相间的筒形器。有的学者称为:那些上下贯通的筒形陶器，被红山人认为是可以帮助亡灵回归到祖先神那里去的一种具有通道功能的神器。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已经迈出了一般的公共氏族丧葬习俗，而具有诸多“古国”文明标识的高等级礼俗意义。

其二，根据历年红山文化积石冢发掘的报告显示，其积石冢的结构可以明显分出中心大墓、台阶式积石墓和普通积石石棺墓等不同等级。显然这一类大墓，绝不是一般氏族成员的葬地，而是居于当时社会上层掌握部族首领管理权或宗教主宰权力的上层核心人物。这种脱离了红山社会的普通成员，居于权力高位的阶层的存在，反映着红山社会进入“高于公社”的“古国”阶段等级社会初期的政治现实。

其三，冢与坛结合，是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又一具有原始礼制意义的“古国”文明标识的考古学表征。这一考古学现象的本质内涵，如有的考古学家指出，反映了红山文化的“古国文明”，在生与死的观念中已经具有了超出氏族社会“灵物”自然崇拜的阶段，进入与祭坛联系在一起的“祖先（至上神）崇拜”的阶段。而这种产生于氏族部落高级形态的社会成员较自觉信奉祖先为“至上神”的观念，在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多应处于私有制和家族制出现的“文明”国家形态的前夜。这正与苏秉琦先生论述的“古国”阶段吻合。

2、以“女神庙”为代表的专门独立祭祀性建筑——“古国”神坛。

与积石冢并重为红山文化文明起源标志的，是具有专门“祖先崇拜”意义的独立祭祀性建筑“女神庙”的存在。1987年，当女神庙刚刚在牛河梁发现，苏秉琦先生就指出“辽宁发现的五千五百年前的‘女神庙’……女神是由五千五百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郭大顺先生也总结道：“中国古代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祭祀礼仪，商代已有非常发达的对祖先崇拜的考古发现……现将这一传统观念追溯到五千年（红山文化）前，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

3、以“唯玉唯葬”习俗反映出来的红山文化“古国”礼制观念凸显出北方特色。

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和对“玉文化”的阐释，向来是标志“古国文明”的又一重要方面。不管学术界把这种玉龙命名为“玉猪龙”“玉熊龙”或“玉鹿龙”，其实质都改变不了红山人已经迈过了氏族早期的“泛神”自然崇拜，进入到了“祖先崇拜”对应的阶段。即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的，有专司“神巫”而沟通“天、地、神、人”间的“通天”神灵——代表幻化龙形的高级崇拜阶段。

在考察红山玉文化的“古国文明”意义时，还有一个应当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现象是，一种看法是迄今为止大部分红山玉器的玉料来自以岫岩为中心的辽东地区。2011年7月在岫岩召开的“岫岩玉与玉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取得共识：岫岩透闪石玉是我国开发和利用最早的玉料，从而奠定了岫玉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先导地位。

但与之不同的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在辽东岫玉的产地，5000年前当地并没有形成“玉文化”的中心。真正的玉文化中心，恰好发生在千里外5000年前的辽西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这一考古学现象如何解释？经2014年笔者与杨晴天先生等实地访查，“红山玉料”的产生并不应来自辽东岫岩，而应是辽西当地的“无根石”①。

（二）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燕亳”文化是夏商北土早期“方国”文明的重要代表

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于20世纪60年代以赤峰夏家店命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先商文化”。我在世纪之交提出不同看法：该文化虽当夏商西周初，但不应是“先商文化”，而是先秦文献和铜器铭文中辽西（上辽河—燕山北）土著的“燕亳”文化。以下再重申如次。

其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与先秦燕亳所处“夏商北土”的宏观地域方位吻合。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连续考古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明确。著名学者李伯谦先生在《先商文化探索》即认为：其分布范围,北面过西拉木伦河，南面到拒马河，西至宣化盆地，东抵医巫闾山。郭大顺先生在《辽宁文化通史》中的界定亦大体相同：“它的分布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一带，东以辽河以西的医巫闾山为界，西部包括北京地区在内，南部达到拒马河一带”。这里的北京地区，应如张忠培先生所指：燕山以北与承德接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壶流河类型”，即“宣化盆地”。而这一大的区位地理，正在燕北当时黄河中游的夏、商文化中心的正北部，故足称为“夏商北土”之“燕亳”。

其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亳”方位的比定，在中国东北先秦时代“三大族系”的分布区系中亦可以准确界定。因为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从文献与考古学的印证上基本公认，在中国东北，相当于夏商早期青铜时代的大的民族区系，以医巫闾山为界，可分为东、西两区。东部又有长白山以南的“濊貊文化区”（包括西南的西团山文化）和长白山以北的“肃慎文化区”；而在医巫闾山以西，以往通称为“东胡”或“山戎”文化区。实际上真正奠基在夏商之际，早于后进入上辽河流域北亚蒙古人种的草原民族——“东胡”系部族，并具有代表性土著特征的，早在“东胡”之先，当属本文所说的土著“燕亳”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此只有“燕亳”才是燕山以北夏商周三代，真正有代表性的早期土著民族文化。这一对中国东北早期民族文化区系分布的重新历史定位，有别于传统看法，但与上述“燕亳”分布在燕山以北和辽河上游的民族地理亦完全相合。

其三，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亳”的认证，在考古学上的诸项标志性文化要素再举证。

在从上述的夏商之际的文献记载、文化地理、存在时空框架和民族区系分布等宏观方面，界定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亳”的联系外，笔者拟在2006年《燕亳、北戎与东胡》一文基础上，从微观考古学的诸因素中，仅就以下几方面，再重新考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亳”文化的主要联系及其诸合理因素。

（1）夏家店下层文化存在的时间（公元4000—3200年前后）与商周之际前已见于文献的“燕亳”基本吻合。因为武王克商时（公元前11世纪）已有的“燕亳”，必应是早于西周建国时商末周初以前的商代“燕亳”。这与已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已经接近。特别是笔者亲自调查过的赤峰尹家店和北票康家屯等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药王庙类型”石城址，多属其晚期。对此，李伯谦先生在前引《先商文化探索》中早已指出：据C14测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约与二里头晚期同时，其晚期……药王庙类型和大坨头类型则均延至商代晚期将分别被魏营子与围坊三期文化代替。李伯谦先生明确指出，燕山以北“晚期药王庙类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延至商代晚期”而进入文献中的商周之际的“燕毫”时空范围。而且，近年在辽河上游赤峰等地进行的“三普”调查，又发现了稍晚于同类已知夏家店下层文化且与大凌河流域的“魏营子类型”等接近的遗址。这使得在考古学文化编年上，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亳”衔接的时空更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2）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山地石城为标志的北方聚落形态，在迄今早于它的辽西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均找不到来源，也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找不出继承性。说明这是一种在“燕亳”存在的时空中，上辽河流域独立发生的土著文化。它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燕亳式”陶器、北方式青铜器和以石磬为代表的独特乐器等，构成了继红山文化之后并有别于“先商”文化的上辽河流域独具特色的夏商北土——一支北方式“方国文明”。

（3）考古学上被公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如尊式鬲（盂形鬲）、燕式鼎和折腹盘等，均在当地的红山文化找不到直接来源，也与“先商”文化不同。这些遗存的特征诚如李伯谦先生所说“均不见于早商文化”。特别是带“断弦绳纹”的三足器，不见于红山等同类遗存，而在大部分夏家店下层遗址、墓葬中都有发现，并与山西晋南东下冯等夏墟遗址同类器物的陶质、制法和纹饰基本相同。反映了燕山以北的这支土著文化与燕南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影响”关系。

（4）将夏家店下层文化比定为“燕亳”文化的诸考古学要素，在北方民族考古学文化区系地理的时空上可与文献印证。对于始见于先秦文献《左传·昭公九年》中“肃慎、燕亳，吾北土也”[[v]]的历史定位，首先是对“方国”概念的确认。“方国”或“邦国”的概念，在西方或称“酋邦”。在中国除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外，最早见于《逸周书》卷六明堂三十五的记载：“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这里的“方国”与“诸侯”并列，或指与周初诸侯国对称的“五服”之四方部族“方国”。而当时“吾（商周）北土”的“燕亳”，正是北方诸方国之一。另一个需要解读的是，文献中的“燕亳”是单称还是复称。因为学术界过去有人把该句解读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一问题在林沄先生的《“燕亳”与“燕亳邦”小议》中，得到了明确解决。该文根据对燕国铜器陈障壶上“偃亳邦”的精审考评，证实“偃亳”即“燕亳”，“偃亳邦”即“燕亳之国”，从而为文献中“燕亳”的存在和族称，找到了考古学证据。其三是“吾北土也”的宏观方位。这一方位与上一条联系考虑，应在“先燕”故地的今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这一点即使持“先商说”的郭大顺先生，也肯定“燕亳”在“燕山以北”。可见，无论从时空分布、考古内涵、民族地理，还是印证文献来看，“燕亳说”均可足成一论。

（三）对辽河文明在中华早期文明形成中历史地位的理性思考

1、红山古国时期反映出来的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化互动。

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东山嘴遗址发现开始，考古学界就有人将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的仰韶文化，与上辽河的红山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将6000年以降的仰韶文化特别是中晚期仰韶文化，与辽西5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两支有互动关系的中华文明“曙光”时期的代表性地域文化，具有合理性。特别是仰韶中晚期的泥质红褐陶、以黑彩为主的彩陶工艺和以云纹或拟云纹为主的勾联纹传统，表现了“古国初期”黄河和上辽河先民共有的北方文化传统。因这方面许多专家已有深论，恕不赘言。这里只谈一点：红山和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化互动中，证明了至少在5000年前，上辽河和黄河流域的文化已经穿越燕山、太行山等山脉，形成了广泛的互动和交流；而从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较少接受本地更早的兴隆洼文化的刻划纹而多素面红陶的特征来看，似乎在二者互动中，由黄河北渐的仰韶文化更多地影响了红山文化。

2、燕山以北4000年以降的夏商周时代的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不是传统的“先商文化”，而是同期进入文明国家阶段的先秦文献中的“燕亳方国”文化。因上节已考述不再复论。对该文化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其重中之重，是探索发现有无陕西石峁古城一类城邑遗存。

3、燕亳方国时期，由上辽河越燕山联接桑乾河、汾河、黄河的文化通道进一步开拓和互动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余启动《东北古代交通》编写时已初步提出，辽西大凌河古道，是通向燕山以南和河北围场坝上草原的早期民族和文化的通道。近半个世纪研究发现证明，这是一个有理性的认识。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近20余年，继河南洛阳二里头和山西陶寺、东下冯等4000年前后重要遗址发现后，尤其是列入2019年十大考古发现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和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的重要发现，使人们对中夏地区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早期城址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升华。特别是平粮台城址早期中轴线方正规范城垣和石峁古城规范的门址、巨大的台基、恢宏的夯筑城垣和具有瓮城雏型的石砌护坡墙，以及石础雕刻图像②等。这一切为历史上的五帝和尧舜禹夏商早期城市文明，提供了雄辩真实的考古确证，使司马迁记载的“五帝”和“三代”向信史迈出关键一步，可以说已踏进门槛。而与上述同时期的辽西“燕亳”(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正经历着从“古国”向“方国”的过渡。夏家店下层文化陶艺中较少继承红山文化传统，而更多具有陶寺、东下冯等灰褐绳纹或抹划纹及三足器等特征，应该是上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跨越燕山，从大凌河南源和西源进入桑乾河（永定河），再过五台山，连接河、洛等中州夏商早期文明的实证。唯需指出，与中夏平粮台和石峁等同期古城相比，辽西“燕亳”（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发现的古城址，在布局、规制、结构、筑法上尚逊于河、洛地区。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证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总体格局中，“多元”在汇聚为“一体”进程中存在的区域性的不平衡性。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指出：“距今5500年至4500年这个阶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古国阶段’。但他们所走的道路和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③这是我认同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区别的李伯谦先生的“多元一体”中，以黄河为中心的“多元不平衡发展”的中华文明形成的辩证史观。

质言之，我认为理性认识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关系，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出，三者在地域上南北互动发展，构成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总体格局。但长江、辽河及中华其他边域的古代文化，不应该是夏商文化的核心区，而应是不同的“多元中心”，如后代史籍所称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幽燕（含辽海）文化、荆楚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即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夏商早期文化的本源，还如司马迁所论，仍在以河洛（包括汾、渭）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样客观性的全局认识丝毫不贬低包括辽河文明在内的中国区域文化的历史地位，反而能正确地反映出中华文化圈在“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的内聚动力。

注释：

① 见《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5日。

② 见《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8日。

③ 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0日。

参考文献：

[[i]]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137-163.

[[ii]] 苏秉琦.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88

[[iii]]郭大顺.红山文化.[ M ]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54

[[iv]] 郭大顺.郭大顺考古文集下.[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203-205.

[[v]]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308.

[[vi]] 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P759 －765

[[vii]]林沄.“燕亳”和“燕亳邦”小议.[J]《史学集刊》,1994 年(02)：56-59。

作者简介：

王绵厚，字博文，号三古，辽宁海城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3至1984年入吉林大学古文献研究班。

历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沈阳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和辽宁省政协文史馆首批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先后兼职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渤海大学、燕山大学、大连大学兼职或客座教授，东北师大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本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高句丽渤海研究专项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社科基金重点专项《长白山区系考古与民族论纲》首席专家。开原市历史研究学会顾问。

多年从事东北历史考古与古民族研究。尤致力于东北历史地理、东北亚交通史和高句丽、夫余、契丹等边疆民族考古和长白山区系考古民族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已完成国家科硏规划项目十余项，出版个人专著十六部，並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高句丽古城研究》曾获辽宁省社会科学首届政府一等奖，《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图书国家出版物奖。《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被列为“十三五”期间全国考古学重要成果之一。

上图：辽宁省博物馆的红山玉器（唐洪源协助提供）

上图：辽宁省博物馆的红山玉器（唐洪源协助提供）

上图：辽宁省博物馆的红山玉器（唐洪源协助提供）

责任编辑：

王义 开原市政协委员、开原市历史研究学会负责人、六十集《口述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总导演、开原古城网和开原历史学会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