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调查中的陶器采集与分析

文/王绵厚（辽宁·沈阳）

几个月前，辽宁大学考古系主任华玉冰教授，即与我网上商议作一次讲座。由于疫情反复和假期来临，讲座一直未成行。玉冰曾建议我重点讲讲东北亚交通问题。鉴于讲座的对象是考古系师生（主要是学生），我结合个人作为考古学生的经历和体会，又准备了两个备选题目，此文即其一（另一个是盛京文化与盛京考古）。

一、陶器和陶片是野外考古调查时最普遍和最有标识意义的标本

从事考古相关专业的人都明白，野外考古实践最关键也是最需要的基本训练包括：地层关系，遗物的分类与断代，以及遗址、墓葬的分辨和遗物采集等等。其中陶器是重中之中，因为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是时代跨度长。除了旧石器时代，其余所有阶段的考古遗存都能寻到陶片的踪影。因此，陶器类型成为考古实践必须掌握的第一要素。这是从学生时代由苏秉琦先生上的第一课，至今恪守不忘。

其二是分布遗存广泛。几乎所有各类遗址和墓地中，陶瓷器（片）均有遗存，成为具有普遍功能的时代和分类的载体之一。

其三是考古断代标识明显。从个人从业的经历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先后与省内外的李健才、刘观民、阎万章、徐秉琨、孙守道、冯永谦、郭大顺等先生，共同进行过考古调查。从这些有经验的考古学家身上学到的第一条知识，就是陶片的采集和断代。有的即使当时分不清埋藏性质，只感到差异较大，采集后仍有重要意义。如1980年首赴本溪威宁营堡的太子河右岸台地，发现有绳纹陶和青花瓷片同分布一地，当时不深解其因。当我拿回馆请教李文信先生，方知这一遗址对研究从战国两汉到明代辽东长城边堡的座标意义。所以实践中我的体会是，不管遗址或墓地保存状况如何，采集的经验是不求同样陶片数量而求类型特点差异，即尽量把分布的不同时代、类型的陶片采全（包括现代）。这样回来后可以征求更多的专家意见，收集众人的智慧功效。

以下结合自己的从业实践，从遗址和墓葬两大类的调查实践中，具体谈谈陶器的采集分析要领。

二、遗址采集

这是最普遍的采集，因为遗址类型众多。我在上边说过，总的原则是宁多勿漏。但实践中需注意几点：

一是现场对陶片所处地层位置的记录和拍照。准确的记录为以后整理、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是对遗址可能性质的判断（城址或居址等）。最好有共出的其它遗物如石器和金属品，对分析其时代、功能甚为重要。在大型遗址中，陶片所在小位置特别重要。如我曾先后三次分别到巴林左旗辽上京和阿城金上京调查，两城址内陶瓷片分布均丰富，但在辽上京西门内一台地上集中分布的瓷片尤丰富。李文信先生等曾分析此处可能是上京窑遗址。它与普通的瓷片分布的不同，具有特殊性。同样如笔者与冯永谦先生等共同调查过的赤峰缸瓦窑和后来调查的辽阳冮官屯等，其遗物分布也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这说明该遗址不是居住址而是窑址。即对陶片所在微观位置的判断观察，对分析遗存的性质意义重大。

三是采集中要留意陶片时代和性质辨别的三个要素，即胎质、纹饰、器形。在考古实践中，胎质的结构、疏密、颜色、火候的差异，纹饰类型的不同以及器形的变化，于分析时代和性质关系尤重。但也有例外，如壶、罐等形制延续时间较长且缺少地域界标，不宜作为断代和判断遗址性质的依据。从我考古践行较多的辽西大凌河流域和辽东高句丽等遗址看，新石器时代以前夹砂灰褐陶上的印纹、刻划纹、变型绳纹等，与青铜器时代东胡系和濊貊系的夹砂黄褐或灰褐素面陶以及汉代以后的泥质绳纹陶或印纹陶，是这三大区段考古调查现场记录断代分析的基础要领。

三、墓地采集

考古调查中，墓地采集陶片相对较少，但情况特殊，一般讲多属破坏严重的区域。这一领域的调查个人体会应注意三点：

一是辨清墓地范围及其与周边遗存关系，切忌二者混淆。在多数墓葬区，周边少有遗址，但亦有例外。比如高句丽积石墓，多与山城遗址毗连。

二是对墓地陶瓷器的断代，分辨众多器物的最后下限至关重要。如2006年在国家文物局第三次文物普查项目组期间，与荣大为先生等考察陕西春秋时代芮国王室墓地时，发现墓中竟有与春秋等铜器共存的红山文化玉龙陪葬。再如，2017年我与郭大顺先生调查万雄飞等发掘的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区新立大型建筑遗址。在这万余平方米的遗址上，叠压遗物复杂。据当场调查并查看工地库房遗物，以陶瓷器件而论，既有以往考古界断为五代到辽早期的祭祀瓷片（盘壶一类），又有辽中期（圣宗）以后的琉璃瓦件等。一处遗址遗物跨度近百年，应当如何思考？（参见发掘简报结尾）。我向相关同志建议，如果这种现象无误，是否应当考虑到早期祭品代表其上限时代，因为作一次性皇家祭品，不应出现后代用前代瓷器，相反，祭祀堂庙一类建筑需历代沿用和反复维修。研究者应充分考虑到现存建筑构件时代的背景因素，不应单以此确认该遗址的年代。这一类考古问题的复杂性，也见于其他遗址中。诸如此类，在野外调查（非经发掘）的残破墓群时，情况尤其复杂。

三是墓地残留的陶片在断代时与遗址的区别是更需多元参据，否则恐生偏颇。如高句丽积石墓，必须考虑其结构形式和火葬习俗等。再如，久居争议的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人们对其乌桓等族属的确认长期处在反复中。过去过于偏重陶器，往往忽视铜牌饰等更具有草原民族游牧文化特色的遗物，导致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定性和断代。诸如此类，这或许告诉人们：在考古实践中，在重视陶器的重要性之外，应有的动态文化遗产观。

总之，以上结合个人的有限经历，关于考古调查中对陶器的认识，或可供将来从事这一行业学子们参考，是为初衷。

作者简介：

王绵厚，字博文，号三古，辽宁海城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3至1984年入吉林大学古文献研究班。

历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沈阳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和辽宁省政协文史馆首批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先后兼职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渤海大学、燕山大学、大连大学兼职或客座教授，东北师大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本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高句丽渤海研究专项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社科基金重点专项《长白山区系考古与民族论纲》首席专家。开原市历史研究学会顾问。

多年从事东北历史考古与古民族研究。尤致力于东北历史地理、东北亚交通史和高句丽、夫余、契丹等边疆民族考古和长白山区系考古民族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已完成国家科硏规划项目十余项，出版个人专著十六部，並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高句丽古城研究》曾获辽宁省社会科学首届政府一等奖，《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图书国家出版物奖。《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被列为“十三五”期间全国考古学重要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王义 开原市政协委员、开原市历史研究学会负责人、六十集《口述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总导演、开原古城网和开原历史学会网总编辑